在当前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十分关键。

  中心城市，既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也包括一些普通地级市，尤其是一些人口总量较大的普通地级市。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梳理发现，苏州、临沂、南阳、邯郸、保定、潍坊、温州、徐州、菏泽、泉州是目前常住人口总量最大的10个地级市；如果扩展到15强，还包括了赣州、周口、东莞、济宁、阜阳，常住人口也都超过了820万。

  这些城市中，既有苏州、泉州、东莞和温州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也有南阳、邯郸、保定、菏泽、周口、阜阳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

  三城人口超千万

  数据显示，当前有三个普通地级市的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大关，其中苏州以1075万人位居榜首。苏州也是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普通地级市，去年苏州GDP达到19236亿元，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六位。

  改革开放之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快速发展，紧邻上海的苏州通过与上海分工合作，工业经济也得以高速发展，成为全国工业产值最大的城市。

  苏州下辖的几个县级市包括昆山、张家港和常熟长期位居中国百强县前列。昆山市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45.06亿元，是全国首个GDP超4000亿元、财政收入超400亿元的县级市。另据2020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昆山已连续16年位居首位。若将昆山与地级以上市进行比较，则超过了贵阳、太原等省会城市，大约位居城市榜第56名左右。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苏州背靠上海，接受上海的溢出效应十分显著，无论是改革开放后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的服务和辐射带动作用对它都十分关键。

  数据显示，2019年苏州的人均GDP达到了17.92万元，在这些人口大市中遥遥领先。由于经济发达，苏州也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入，去年苏州人口净流入规模达到了352万人。

  山东临沂和河南南阳总人口也都超过千万人，位居二、三位；此外，还有4个普通地级市的常住人口超过900万人，分别是河北的邯郸、保定，山东潍坊和浙江温州。

  上述15强城市中，苏州、泉州、东莞、温州等几个城市产业高度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从而成为人口大市；相比之下，南阳、周口、阜阳等城市人口却大量外流。

  从区域分布上看，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区域的人口大市特别集中。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黄淮海平原的人口大市特别多，一些地方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过1000人，而且地级市又下辖很多县，这样就更容易形成人口大市。这些人口大市虽然有不少是人口流出大市，但本身的人口基数还是很大。

  比如，目前南阳共有2个市辖区、10个县和1个县级市；保定下辖有5个区、4个县级市和15个县；临沂拥有3个区、9个县；邯郸下辖6个区、11个县和1个县级市。

  也就是说，这些城市虽然人口规模很大，但相当一部分的人口是来自下辖的县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并不大，比如南阳的城区人口只有160万人，保定只有173万人，周口只有40多万人，这些人口大市的中心城市规模都比较小，与一二线城市有较大差距。也因此，这些地级市产业发展不足，中心城区集聚资源要素、辐射引领能力也都比较弱。

  人口大市未来路径各不同

  从15个城市的人均GDP来看，有5个城市超过了7089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苏州、泉州、东莞、徐州和温州，全部来自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其中苏州、泉州和东莞超过了10万元。这些城市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制造业发展十分突出。

  另外10个城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8个城市人均GDP不足5万元，7个城市不足4万元，分别是阜阳、保定、邯郸、周口、南阳、菏泽和赣州。这些城市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河北以及山东西南部，最低的阜阳和保定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城镇化率也是人口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15个城市中，有5个城市2019年城镇化率超过了60.60%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莞以92.1%位居榜首，苏州和温州也都超过了70%，泉州达到了67.2%。有10个城市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周口、阜阳、南阳均低于50%，赣州、临沂、保定低于55%，这些地方未来城镇化的潜力还很大。

  经济发展层次的差异也影响了人口的流向。东莞、苏州、泉州、温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发达，就业机会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比如，东莞的人口净流入达到了595.39万人，而当地户籍人口为251.06万人，出现了户籍人口与外来常住人口“倒挂”的现象。此外，苏州的人口净流入也达到了352.4万人，泉州净流入达113.3万人。

  相比之下，中西部不少人口大市人口大量外流。比如，周口人口净流出约300万人，阜阳净流出达251万人，南阳人口净流出也接近200万人。

  对这些人口大市来说，未来发展的路径各不相同。丁长发说，东莞和苏州有比较大的共性，就是旁边都有国际化大城市，东莞靠近深圳、香港，苏州靠近上海。一线大城市的产业、资金、人才外溢效应显著。比如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在四大一线之外的城市中，苏州和东莞高居前两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旁边一线城市的带动。目前东莞和苏州的转型升级都比较成功。

  泉州和温州这两个远离城市群核心区以及一线城市的制造业大市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丁长发说，温州和泉州主要是靠内生式发展，靠本地民营经济发达，与苏州、东莞相比，这两个城市更需要产业升级。比如，泉州轻纺工业发达，温州也是轻工业发达，同时两市的一大瓶颈也相似，就是缺乏人才；另外，两市都是下辖县域经济很发达，中心城区带动能力弱。如何破解这些瓶颈，对未来发展十分关键。

  而对人口外流较多的人口大市来说，牛凤瑞认为，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非常好，耕地单位产出很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比较多，因此不少人口流向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年来，随着所在区域中心城市如合肥、郑州、济南、石家庄等城市发展，也有不少人口流向这些城市。相比服务业比较突出的中心城市，这些人口大市未来的重点在于制造业的发展。

  丁长发说，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关键在于这些人口大市能否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很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产业在南阳、周口、保定、阜阳等人口大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这些城市来说，最关键的是能否改善当地的交通、物流、水电和营商环境等软硬件环境，充分利用好当地的劳动力优势，发展适合本地的产业，加速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广东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也认为，普通制造业在三四五线城市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应该把一二线城市的普通制造业转移到人口较多的三四五线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