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坚持开放，允许并吸引外资公平公正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竞争，本身就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

  2020年初始，新冠肺炎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影响，部分国家甚至陷入经济停摆、封城停工、医疗系统压力急剧上升的困境。面对这样的情况，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逆全球化”声音，除因疫情原因限制边境开放外，还声称将转移、回迁部分产业链，社会也出现一些较为极端的排外行为和声音。

  不过，在疫情冲击和逆全球化呼声上升之际，中国则加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今年，已从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扩展外债便利化试点、便利境内机构跨境融资、建设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机制等多个角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金融开放业务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期也在《求是》撰文指出，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同时，使金融改革的步伐越迈越快，把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在此逆全球化呼声上涨之际，探寻近年金融开放得失，对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和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都有重要意义。

  疫情冲击不减金融开放速度

  自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后，中国的金融开放就一直在提速。仅仅两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政府先后宣布了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扩容沪港通、深港通等，金融开放正式按下“加速键”。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邹炼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已经看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许多变化，金融市场不断开放、新经济领域飞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陆续放开了不同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等等。这些措施都推动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并为包括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在内的很多公司和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提高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参与的深度及广度，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金融领域，随着中国取消外资机构的持股和业务限制，外资机构加速布局。2018年12月，瑞银增持其投资银行业务平台瑞银证券股权至51%；今年3月，外资控股合资券商摩根大通控股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汇丰人寿、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相继宣布明确变为外资独资；中基协网站也显示国内第26家外商独资性质的证券类私募威廉欧奈尔已于近日完成备案登记。

  在资本项目领域，外资对于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兴趣也在不断提升。近两年，中国债券相继被纳入主流国际债券指数，如彭博表示2019年4月起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国际三大主要指数之一的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2020年2月28日起，中国国债也正式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这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这些开放政策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被全面取消。“此前监管部门先后取消了资金汇出比例限制、本金锁定期要求，并允许QFII、RQFII对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套保等，而本次全面取消额度限制，更有利于外资合理地调配资金，增强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兴趣。”

  中债登近期公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该机构为境外机构托管债券面额达20011.36亿元，首次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30.45%，环比增2.21%，为2018年12月以来连续17个月增加；外汇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包括瑞银集团、高盛集团和法国巴黎银行在内的近300家全球机构已获得的QFII额度总计约为1146.6亿美元，RQFII也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

  开放下的双赢道路

  推动金融开放对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吸引外资、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都有重要意义，而除推动自身发展外，随着金融开放的推进，中国市场也在反复思考，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可以为世界带来什么？金融开放中，中国与世界如何实现双赢？

  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外资机构相关人士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坚持开放，允许并吸引外资公平公正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竞争，本身就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

  “很多外资，尤其是一些主权类基金，资金来源于当地普通居民的养老金，有全球化配置需求。中国保持开放，便利外资进入、配置、流转中国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实质也是让世界居民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双赢的。”香港地区某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开放中还涉及扩大外资参与金融市场投资标的范围、简化利润汇出机制、加强境内市场规范性监管等。比如说，目前在A股市场上做假账的代价和处罚力度较低，这实质也是对市场中的境内外投资者保护力度不够。”

  钱于军则表示，目前对于外资机构而言，准入问题已基本解决，接下来则是发展的问题，最终表现为盈利能力。

  “国内的监管规定非常细致，有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要求，国内券商近几年也是体量规模日益壮大，而外资在中国发展有其自身特点。以券商综合评级为例，这项综合评级主要是风险控制能力的展示，但目前评级中要在净资本规模这一项加分必须满足最少20亿资本金要求，但实际上外资券商专注投行业务和机构经纪业务，不做散户经纪，资本金一般未达到这个要求，这也导致了外资券商总体评级偏低，有时就未能参与某些大型企业的投行业务招标。”钱于军说。因此，他希望中国金融开放在准入问题解决后，可以简化事中、事后的监管，创造一个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

  邹炼也表示，会更期待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的有关意见精神，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增强市场活力。“在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大潮中，摩根大通接下来愿继续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希望加大在华投入，在监管许可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拓展业务范围。其次，通过切实加强对本地业务平台的资金投入、人才培育和系统建设，开发优秀产品，推动金融科技创新，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三，借助全球领先地位，积极支持金融市场开放，推动资金流入。”

  以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加速，市场的目光也聚焦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领域。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也指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开放的下一步，一是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并会在重点地区先行先试；二则是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化、法治化竞争环境。

  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行长杨小平就建议在周边国家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的建议，满足个人境外投资需求，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杨小平表示，通过带动我国居民“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投资，将进一步加速“走出去”与“引进来”融合，有力促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和投资的多元化，推动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因此，他建议在周边国家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并探索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一是试点通过金融机构加强真实性审核和风险控制。二是建议比照个人经常项目购汇额度管理，采取个人境外投资额度管理模式，同时限定投资币种为人民币。三是建议参照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管理模式，事先需取得发改委或商务部门的境外投资备案，然后再办理外汇登记，由外汇管理局对资金真实性和额度进行管理，实施联动监管。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近期召开的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以近年大力推动的人民币跨境使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为例，这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交易成本下降，汇率风险得到了相关的保障，但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发现人民币出现了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浮动由此产生的不得不注意的问题，获得了新效率但是也要付出成本。

  毕竟，面对金融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也在强调，金融服务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开放会带来国内外市场联动的问题，外资规模扩大后，其流动会受经济基本面、政策、地缘政治等多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利大于弊，市场关注点也不应该聚焦于国际资本超预期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多关注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债券市场深度等等改革措施层面。”招商证券(17.070, -0.06, -0.35%)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