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地区——在这里，人类活动相对干扰比较少，但经济发展也往往比较落后。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历史性结构矛盾，是所有保护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自2004年成立以来，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助力当地社区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向良性方向发展。

  在原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外围居住着很多村民，过去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通过采药、砍树、打猎甚至是开矿去市场上换得收入。经过调研，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把他们纳入保护体系，让他们成为“战友”。我们跟当地村民和保护区管理部门协商，促成两者签订保护协议：保护区将实验区、缓冲区和属于集体土地的外围区域保护权授予当地村民，划出7000多平方千米的社区协议保护地，我们协助社区制定保护和巡护计划，并通过社区小额信贷基金（地方政府、水电企业和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共同设立）和技术支持计划实施。同时，保护区和地方政府授予社区合理利用本地资源的权利，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比如养殖中华蜂、中华兔等。协议规定了保护区、地方政府、企业等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责任和利益，使各方尤其是社区参与保护地的共同治理，这种模式称为“社区协议保护”。

  所谓“社区协议保护”，是指在某个需要保护的区域，通过签署协议的形式，把保护权和有限开发权赋予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政府、企业、社区或个人等），从而缓解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防止生态系统退化等，解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社区居民作为主体参与，大大提高了对身边环境尤其是被划入保护地土地的热爱和关注，解决了传统上政府作为单一保护方的角色困境，形成一套全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多元治理模式。

  在原四川蜂桶寨自然保护区，我们用社区基金协助社区成立合作社养殖本土中华蜂，前提是要求社区把保护区外围的集体林地保护起来，日常进行巡护，防止砍伐、盗猎和非法采集等。在养蜂过程中，我们发现：蜂越好，周边的花越好；周边的花越好，蜂蜜品质就越高，社区因此有了更大的保护积极性。经过大约10年的努力，当时8万元的成立基金已经发展到80多万元，每年有更多人获得公益性借款发展养蜂等可持续产业，合作社和社区的收入大大增加，社区保护地的生态也得到比较完整、有效的保护。在此基础上，社区还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开展生态旅游示范村建设，开拓出新的发展方向，彻底摆脱了以往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2014年，我们把社区保护机制引入青海三江源地区。通过社区协议，当地牧民组织起巡护和监测志愿者队伍，一方面预防野生动物盗猎行为，一方面监测周边水源水质。一旦发生异常状况，他们第一时间汇报给当地政府或我们去解决，很好地保护了水源、野生动物乃至生态系统。为使社区生态保护可持续，我们跟政府和外围志愿者合作成立设计师团队，传承、发展藏传手工艺文化，培训社区居民的设计和制作能力。如今，玉树州囊谦县毛庄乡成为全国社区协议保护和社区生态发展的一个基地。这样一个协议保护机制，让社区通过契约的形式获得一定权利，在承诺参与保护的同时，也能享受保护带来的收益。

  2006年至今，我们在四川、宁夏、内蒙古、青海和云南等多个省份开展“社区协议保护”的示范和推广，协议保护地超过18万公顷。在支持当地社区开展生态巡护、防止盗猎盗伐、保护清洁水源的同时，我们还协助成立了11个农牧民合作社，设立4个社区保护与发展小额信贷基金，通过支持传统手工艺发展，以及蜜蜂、牛羊和红梅杏等生态养殖种植，农牧民收入每年增加400多万元，超过7.5万人受益。“社区协议保护”成为推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机制之一。

  为推动中国公益机构集合民间力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2017年和2019年，我们先后发起“社会公益保护地联盟”和“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呼吁社会和公众为“有效保护国家1%的土地”贡献力量。在多方努力下，“社区协议保护”被纳入国家公园试点总体方案和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建设的指导内容。

  2016年，我们与缅甸社区发展行动协会（CDA)等4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在缅甸4个省/邦的27个社区开展协议保护项目，覆盖多个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和珍贵生态系统，共帮助缅甸保护森林资源21500英亩，建立16个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推动15683人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生计活动。2020年，我们与8个国家机构发起“东亚——东南亚社区保护网络”，将协议保护落地到印尼红树林社区和中国老挝边境社区等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方案，也为“民心相通”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