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并首次强调“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新路径。片区化治理正成为一把关键钥匙，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从过去的零敲碎打，向全域统筹、系统治理转变。

过去，农村环境治理多以行政村为单位推进，“一村一策”虽有一定的针对性，却也带来标准不一、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等问题。一个村建了生活污水处理站却运转困难，邻村却因资金不足导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迟迟无法启动；一条河流流经多个村庄，上游治理、下游污染的情形时有发生。这种“单点着力”的模式往往事倍功半，难以从根本上提升农村环境整体质量。

片区化治理正是对这一困境的系统回应。它打破传统的行政村界限，将地域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多个村落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治理。这不是简单的村庄“归堆”，而是治理单元从“点”到“面”的战略升维，是新发展理念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通过片区化治理，可以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统筹环境基础设施布局、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真正做到“治水按流域、治污按单元、治垃圾按网络、治风貌按整体”，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片区化治理的价值，在于它能产生“1+1>2”的聚合效应。首先是规模效应，片区化治理有助于破解资金碎片化难题。过去每个村“撒胡椒面”式的环境投入往往效果不太理想，片区化治理通过将多个村的涉农环保资金、集体经济投入“捆绑”使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采用乡村片区村级保洁统包统营模式后，累计节省成本近58万元，村均节支14.8%，这就是规模效应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益。

其次是设施共享效应，片区化治理有助于打破治理基础设施孤岛。单个村庄往往无力承担高标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实施片区化治理后则可以在中心村建设一座区域性高标准生活污水处理站，覆盖周边数村，实现基础设施的集约共享和专业化运维，从根本上打破“建得起、转不动”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片区化治理有助于推动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提升。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片区化治理便于对跨村域的河流、山林、农田进行一体化生态修复和保护。福建省惠安县通过跨乡镇串联起12个行政村，统筹推进林地修复、废弃矿山整治，系统重塑了黄塘溪生态廊道，这就是片区化治理优势的生动体现。

理解了片区化治理的内涵与价值，关键在于如何落实。推进片区化人居环境治理，首先要做好“聚”的文章。要聚合零散的建设用地，为片区环境基础设施提供空间保障。同时，要聚集分散的资金，形成规模效益，办成单村难做之事。此外，要在村落布局上明确功能分工，让重点村承担核心功能，薄弱村通过“飞地抱团”、生态补偿等方式嵌入发展链条，实现从“简单归堆”到“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升华。

“聚”是基础，“连”才是关键。首先，要打破行政壁垒“连”管理。可以效仿浙江省淳安县“大下姜”乡村联合体共富模式 ，组建片区联合党委，变“分灶吃饭”为“同锅共食”。同时，要连接基础设施与产业，通过共建跨村污水管网、垃圾收运体系，将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云蒙湖石龙湾乡村振兴片区的实践表明，当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就能释放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最终要实现利益的“连”接。通过组建合作社、推行股份合作等模式，确保生态与产业增值的收益能够反哺农民，用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山东费县胡阳镇整合各类资金，集聚30个专业种植村，打造“胡阳喜柿”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推动西红柿产业融合与美丽乡村联动发展，带动户均年增收8000余元，形成了“环境优化—产业增值—农民增收—生态更好”的良性循环。这种可持续的模式，正是片区化治理追求的理想状态。

片区化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方法论。它不仅是环境治理方式的变革，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只要我们紧扣“宜居宜业和美”目标，坚持系统观念，用好“聚”与“连”的辩证法，就一定能以农村人居环境的深刻变革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描绘出最广泛最深厚的乡村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