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5.39万亿元，同比多增4.54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在新增存款中占比超六成。专家认为，住户存款增加主要是受居民消费等因素影响，流动性偏好上升。随着宏观经济转暖，居民消费和投资信心会增强，居民储蓄也将逐步回归常态。

  超额储蓄从哪来

  居民存款大幅增长在去年已有所体现。数据显示，2022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比上一年多增7.9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居民存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月份，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我国居民爱存钱的习惯，成就了国内较高的储蓄率，但去年超额储蓄的形成，显然不能只用居民爱存钱来解释。综合来看，它是预防性储蓄、理财收益走低、消费不振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去年，在疫情扰动、地产承压和金融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下，居民储蓄高增，这其中既有疫情对消费场景限制的被动储蓄，也有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从结构分布来看，超额储蓄主要集中在有稳定收入的中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刚性消费占比较大，支出增速降幅有限。”中银证券(10.830, -0.05, -0.46%)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具体来看，一是疫情冲击之下，经济循环运转不畅，生产和消费场景受限，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速下降。二是商品房销售下滑，居民购房支出减少。三是金融市场整体收益不佳，特别是四季度理财赎回风波扰动下，加速其他配置资产回流银行存款。四是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现金流，也转化为了部分储蓄。

  “前述三项之和约占超额储蓄总额的80%，剩余部分可能是由于留抵退税和其他因素导致。”管涛说。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认为，居民超额储蓄的成因在于可支配收入增速与消费支出增速之间的差距。从收入端看，减税、降费、缓税、退税等各项财政措施对储蓄形成了支持；从消费端看，主要原因在“不敢花”“不愿花”“不能花”。“不敢花”就是由预期、信心、情绪等因素导致预防性和谨慎性储蓄，“不愿花”涉及消费意愿、倾向、能力和弹性，“不能花”更多则是受短期性因素和结构性障碍影响。

  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今年以来，尽管存款增长仍处于高位，但居民存款占比已有所下降。一季度，新增居民存款占新增人民币存款的比重超六成。按月来看，1月份居民存款占当月新增存款比重有九成，3月份已回落至五成。

  居民户存贷比这一指标也从大幅波动中逐步恢复。相关测算显示，1月份新增居民存款与贷款比值曾达到24.11，创有数据以来新高。前3个月累计值显示，该数据下降到5.79，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该数据越高，表明居民可能倾向于加大储蓄，减少贷款。

  光大银行(3.180, 0.00, 0.00%)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居民信心回暖，消费、住房等方面需求正在恢复，同时市场风险偏好回暖，居民投资理财需求复苏，将推动居民储蓄向常年水平回归。

  “当前，居民存款快速增长势头已经有所减缓，但仍需要采取更多有效措施，稳定居民就业增加收入，以减少防御性存款的过度增长，同时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值得注意的是，非金融企业存款占比正在上升。“1月份非金融企业存款为负增长，到3月份几乎等同于住户存款新增规模。企业贷款保持增加的同时，存款也在增加，反映企业信心回暖，企业生产和投资保持扩张。”周茂华表示。

  庞溟认为，伴随宏观经济企稳回升，超额储蓄问题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纾解，与线下消费场景回归正常相对应的消费意愿提升、消费信心恢复、消费需求释放都有望出现积极的改善。

  多措并举促消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把居民超额储蓄转化为消费，成为市场热议话题。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且消费信心逐渐恢复，才有可能尽快解决超额储蓄问题。预计随着经济逐步复苏，下半年超额储蓄现象将得到缓解。”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居民收入和预期，调动居民消费意愿。同时，也可以鼓励各地区发放消费券，提升居民消费频率。

  中信证券(21.560, 0.08, 0.37%)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将超额储蓄加速向投资和消费转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比如，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处理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改善消费预期和投资意愿。同时，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创新消费业态，鼓励企业改进产品，推进消费升级。

  “财政政策可更为积极主动开展补贴、优惠，加大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可通过结构性工具在消费信贷领域发力，继续重点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以及养老服务等。同时，还要做好兜牢民生底线、稳定就业、优化收入分配机制等工作。”庞溟说，从长期看，为了充分发挥消费的引领作用，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必须深化收入、分配、要素市场、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增加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稳定居民收入增长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