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消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刘俏透露，全国3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上市公司有30多家，公司数量占比1%却贡献了48%的利润，最高的时候突破了60%。在他看来，这反映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即金融中介成本高，而降低金融成本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刘俏坦言，金融中介成本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无论是用实物做货币的时代还是用数字符号做货币的时代，金融中介成本一直没有降下来。

  而衡量金融中介成本可以关注几个指标，例如金融资产规模与GDP的比值。他介绍道，我国金融资产规模约是GDP的3.9倍，也就是说，若2019年GDP将近100万亿元，则意味着2019年中国金融体系里有约39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以股票、债务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业人员数量自然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刘俏指出，中国金融行业目前约有800万从业人员，在2018年贡献了7.7%的GDP，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比美国发达？“正好要反过来理解这个事情，员工的工资、奖金包括金融机构的利润，合在一起它是构成了金融业的附加值，就是金融业创造的GDP占比越高意味着越赚钱，意味着中介成本越高。”他这样说道。

  以上市公司为例，刘俏透露，全国A股上市公司3800多家，金融上市公司30多家，公司数量占比1%却贡献了48%的利润，最高的时候突破了60%。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坏消息，说明中国的金融中介成本远高于美日德法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

  刘俏认为，过去40年中国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但规模并非关键，中介成本降低才是重点，这可能需要重塑金融体系。此外，城市人口布局不合理、高杠杆、金融过度发展、衰退企业经济负债表等，同样制约着金融健康发展。

  人口老龄化便是其中一个问题，刘俏解释，人口老龄化跟储蓄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未来储蓄率会下降。“老年人是用钱的人，储蓄率下降的话，我们习以为常的靠大规模银行信贷来驱动增长和投资的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此考虑宏伟规划和未来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需要了解金融体系能否支撑。”

  另外，他表示，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雄安、武汉中心地带，可能会汇集中国80%的人口，“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源的配置，每个省长都要找一个管金融的副省长，中国2018年29个省市把金融作为支柱行业，占到GDP的5%以上，但是事实上只有少数地方需要这个资源，不是按行政来划分的，那金融体系怎么配套改革，这个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

  不过，刘俏提出，资源问题并非无解，中国消费互联网和新兴产业非常发达，会带来生产率的大量提升，尤其当整个工业体系形成闭环时。据他介绍，目前，制造业占比已经降到30%以内，约27%-29%，“中国制造业占比不能低于20%，因为供应链并没有形成闭环，例如，商用飞机80%零部件或者高铁10%零部件依然靠进口。”

  在刘俏的预测中，2035年金融资产规模成为巨无霸几乎是必然，按照相对保守的决策，估算为840万亿元。他认为，目前农业对GDP贡献为7%，占用了26%的就业人口，到2035年农业占比将降到3%；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内部也将完成从低端到高端的重新配置，彼时普惠金融的空间将会比较大。

  “我个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最终我们会趋同到一个好金融。”刘俏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