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先生

  口述人简介：

  姓名：高西庆

  1953年，出生于陕西

  1970-1973年，在陕南秦巴山区修建襄渝铁路

  1973-1974年，在西安847厂当机修钳工

  1974-1981年，在北京外贸学院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2-1988年，攻读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毕业后在华尔街做律师

  1988年，回国参与联办创建

  1988-1999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导；其间1992-1995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1997-1999年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1999-2002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3-2007年，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2007-2014年，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2014-2019年，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杜克大学校董等

  2019年至今，任对外经贸大学红天讲席教授

  高西庆说

  很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都应该遵循市场的规则，强制、管制的方式会人为地造成市场供需的不平衡。而解决的根本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像深圳，在短短的过去三十多年里，能够从一个几万人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这么巨大的一个一千多万人的世界性都市，最重要的就是深圳人的创新精神。深圳人民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真正的价值规律，而不是相信什么说法。

  深圳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我最希望还是深圳能够继续不忘初心，保持一个改革开放前沿实验区的初心，充分地利用所获得的一切知识、一切成果去发展自己，如果深圳人都能这么做的话，深圳还会继续往前走。

  高西庆

  1970年，我被派到大山里去修襄渝铁路。那期间我和战友一起办了一个夜校，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我教哲学和数学，我的一个战友教政治经济学和物理，然后还有两位战友教化学、英语，总共六门。那会儿只要任何有字的东西，我们都是如饥如渴地去看，包括那时接触到的政治经济学，也为后来理解资本市场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当年我对于资本市场功能并不是完全不熟悉，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多少能够知道一点，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把工厂变成股份制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等等，这个多少知道一点。

  1973年，修完铁路回到西安，我被分到了一家兵工厂当工人。1978年，我本科毕业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外经贸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被派往美国学习，读了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并考取了纽约律师资格，然后在华尔街当律师。到了华尔街以后亲眼看到的，亲身体验到的，跟此前自认为懂得的那一点东西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时的成熟资本市场，运作有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各种各样极大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产品，还有各种精致的机器，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对我来说，这些方面印象是很深刻的。当年我们一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的银行、交易所这些机构都是贬义的东西。当亲眼看到后，就会发现并不是跟资本主义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是肮脏的东西，都是坏东西。我们把里面的一些好东西拿过来，把他们创造的许多机制借鉴过来，现成的，就可以用。这一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见证美国股灾

  萌生建设中国股市构想

  1987年10月19日，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那时候我正在美国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当天早上十点多到了办公室，发现有些不对劲。所有人都板着脸，觉得好像非常重大的危机发生了。

  我的秘书跟我说，“你还不知道吗？股市发生大的问题了。”

  我问，“发生什么大问题了？”

  秘书说，“股市掉得一塌糊涂。”

  我说，“股市每天不都上上下下吗？”秘书说，“这不是一般的上上下下，这是crash，你知道crash是什么意思吗？”

  那一天，美国股市掉了将近25个百分点，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震动，突然发现好像有很多不理解的东西。像这样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对我而言是头一次。

  这个事，我一开始觉得仅仅是华尔街的事情，想着看看学习一下，但是并没有觉得跟自己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当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接到中国总领馆的电话，希望把我们华尔街几个中国留学生召集到一块儿，跟总领事讲一下这场危机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可以呀。”他说，“那一会儿我给你们准备饭。”我说，“什么？不是今天啊，今天大家忙死了，换个时间吧。”他说，“不行，就得今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什么原因，必须今天！”

  于是我打电话约了王波明，我们一起去中国领事馆。去了一看，偌大的屋子里坐了大概至少二三十个人。后来总领馆的人介绍说，这都是总领馆所有跟经济有关的代表，包括中国当时在美国的窗口公司代表，还有当时驻美国的媒体代表等。我们挺震惊的。后来那位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们去讲课的领馆商赞处领导告诉我说，这次之所以把大家召集起来，是因为中央要了解美国这场危机到底怎么回事，以及这场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事对我触动很大。王波明后来说，“好家伙，之前咱们从来没有关心过美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一件大事。”

  那一次讲完以后，总领事及相关代表觉得听得不够，希望我们开一次大一点的讲座，多叫一些人一块儿来听。所以后来——当年11月份，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又搞了一次，这次好几百人，在纽约的中国人很多都去了，而且辩论得很激烈。

  在这个期间，王波明的哥哥王东明，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后，向王波明介绍了中国国内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兴趣逐渐浓厚。听到这个消息后，王波明提议回国搞一个股票交易所。我第一反应是，“你做梦吧，你开什么玩笑，股票交易所，怎么可能在中国搞？”王波明就把他哥这次回国所看到、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一通。他表示，当时国内银行业分级之后，真正开始搞所谓的商业银行，逐渐将几家银行从央行分出，以商业银行的模式开始搞利润指标、自负盈亏等等。当时国内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关于市场的概念。于是有部分人就开始说要搞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对资本市场的了解非常有限，说出来的道理离真正可行的路径相差很远。王波明说，“我们熟悉华尔街的，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向国内展示我们的所见所学？”一通讨论之后，我们觉得很兴奋，认为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随后几天，大家白天去事务所干活，晚上回来接着商量，连续好几天基本不睡觉，最后决定，建立一个名叫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委员会（简称“委员会”）的机构，这正是后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的前身。

  当时委员会的参加者，既有类似我们这样的留学生，还有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或是律师、或是在纽交所工作过的，其中有一位后来还做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常务副总裁。此外还有一些刚从国内过来、对国内金融系统比较了解的伙伴，比如后来担任过南方证券副总的王巍。王巍告诉我们，国内目前对发展资本市场的呼声渐高，但是往哪儿走，方向完全不确定。这正是我们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的地方。

  中国资本市场

  要“紧锣密鼓地搞”

  委员会设立后，从1987年10月左右开始，我们就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各个国家的资本市场，通过大半年的时间，我搜集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证券法、几十个国家股票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所有这些东西，就是后来做的所有事情的基础。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一块儿写一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就是《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由王波明、高西庆和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等5人）。刚开始这个建议是我们几个人写，在建议过程中就开始分章节了，我负责写法律的部分，然后写成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成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等，关于金融系统通过改革以适应这个资本市场的路径全部都写在里面。

  1988年9月2日我正式回国。王波明在我之前，大概是8月左右已经回到国内。回来以后，白皮书被进一步补充完整。这份建议报告最终定名为《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和《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多个内容，设计了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

  从现在看来，资本市场确实是一架精妙的机器，它有无数个部件，要协同运作才行。其中国内的金融系统是跟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外资本市场整个架构是脱节的。所以当时国内有发展资本市场的意愿，但是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联办正式成立是1989年3月15日。现在想起来，我们很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把我们的所学所见通过一本白皮书分享给很多人，虽然不知道谁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有人感兴趣，觉得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可以尝试做一做，没想到，我们最终得到中央领导的面见。

  当时中央领导约了我们这一帮三十多岁的青年面谈，足足谈了两个多钟头。联办还有当年我们做的记录。大家说了很多之后，其中一位领导说，看来在中国搞股票交易所这个事情，条件很不成熟。他一说完，我们的心一下就掉地下了。没想到中央领导话锋一转，继续说，“但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还是要搞，而且要紧锣密鼓地搞。”听到这一句，我们又再次兴奋起来。

  回去之后，把记录整理出来，就拿着这个东西，挨着找各家筹钱。当时我每天骑自行车，从经贸大学北边的宿舍，骑十几公里进城，去中创、中农信等公司、部门转一圈，晚上再回到经贸大学，一圈下来至少四五十公里。那会我们从中信到中创到中农信到康华、光大、中化，还有外贸部的公司，所有这些，一个个挨着找，后来终于动员了九家公司，每家公司同意出50万元，这在当年都是巨款了——合计450万元。到了1989年2月的时候，在北京饭店开了一次会，会上就最后敲定所有这些人以什么方式参加，每家出多少钱。1989年3月15日，联办终于成立了。

  联办成立之后，就需要把它运作起来。一开始联办叫做“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来发现在当时一个纯粹的民间机构运作起来非常困难，需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挂靠，才好办事。所以我们就找了国家体改委。国家体改委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很多工作，并表示愿意支持。现在往回看，联办当时没有任何级别，工作人员跟国家体改委也没什么关系，就这情况体改委还是让我们挂靠了。挂靠之后，联办也改了名字，改成研究设计中心，但是名字最后括弧依然写上联办，因为联办这个名字已经叫了几年了。联办就是联合办公室的意思而且英文名字故意起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叫“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所以外国人一听都觉得联办是中国股票交易所的主管机构，其实当时联办几乎什么都没有。

  次第生长

  深沪证券交易所面世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也准备开始大展拳脚。1989年8月，我们成立了一个调研组，从央行、财政部、外贸部、计委、经贸委、国资局等十几个部门的干部中请来一批人，邀请一块儿来参加调研，调研什么呢？调研中国资本市场，当时那个说法不是叫资本市场，叫证券交易市场。

  分地区来看，当时证券业比较活跃的有沈阳、武汉、广州、深圳、上海、海南等地方，这些地方在之前不管是债券还是股票的交易，都已经多少有一点雏形。

  1989年的12月，我们调研组先后到广州、深圳、海南。由于我和另外两个人没有深圳的边境证，进不去，后来就由我们联办的另一个小伙伴魏纯，他带着所有的调研人员去深圳。我们三人就留在广州待了几天，广州调研完后我们坐三十多个小时船到了三亚继续调研。随后又去了海口调研。1989年12月5日我们还在三亚的时候接到通知，让我们7日到上海参加市长召开的有关建立股票交易所的咨询会，由于那时交通很不方便，等我们赶到上海的时候，会已经开完了。在这个咨询会上，时任市长朱镕基提出希望恢复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咨询委员会里面有国外的专家提出了建立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会上决定成立三人小组，专门负责在上海建立股票交易所事项，直接跟联办签合同，给联办提供所有的便利，“要户口给户口，要房子给房子，要车备车”。三人小组分别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龚浩诚、交通银行(4.580, 0.01, 0.22%)的董事长李祥瑞、体改委的主任贺镐圣。我们说都不要，户口、房子、车都用不着，我们就只需要一点便利就行了。

  1990年1月开始，联办大批工作人员来到上海，开始设计上海股票交易所整个机制。

  那时，深圳也在搞股票交易所，深圳也希望联办一块儿来参与。大概是3月左右，我们几个人马上就奔深圳去。当年深圳交易所筹建者主要有王健、禹国刚等。当时我们就在国贸大厦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与他们一起进行筹备工作，这个当年看起来还是很高大上的楼，但是办公室里什么都没有，就一个茶几。我们拿着联办自己设计的图，当年不像今天电脑这么发达，就用一张巨大的纸把关键的东西全部画在上面。图太大，茶几放不下，我们就把设计图纸铺在地上，大家全趴在地上，填写着各种东西，一起将深圳股票交易所这边的规则慢慢弄起来。

  深交所一切准备妥当后，于1990年12月1日正式开始集中交易。上海交易所得到正式批准后，于1990年12月19日也开始了交易。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觉得联办就是一条鲶鱼。一塘水里面，如果没有联办，按照发展的规律，慢慢也会产生类似股票交易所这种东西，但是忽然来了一个联办，东咬一口西咬一口，一下把所有的利益全激荡起来了，原来没有显出的矛盾也都出来了，所以联办起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大的。再加上联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基本是有着比较丰富的留学经验，又不同程度地参与成熟市场上的金融和法律专业工作，没吃过猪肉但看过猪跑，促进了当时国内对于外国整个成熟资本市场机制的学习。这些人从各个地方把各地资本市场运作层面、技术层面的知识汇集起来，这对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关于股票无纸化的。

  1990年5月的时候，尉文渊开始负责这事，我跟尉文渊讲，设计这个东西应该把现有的这些股票收回来，然后实现无纸化，不要再有纸质股票。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中国老百姓(49.060, 0.16, 0.33%)不信这东西。我说这是一个教育过程，所有成熟的资本市场现在都开始讨论如何无纸化。但是因为无纸化是一个过程，既然中国重新开始，干脆从第一天就不要这张纸。他说这个很难啊，这个大家怎么能接受？我说你想一下，当年我们在银行存了钱，放进去之后，一个小本给你，那小本上很小的字写上存了多少钱，你账上还有多少钱，最后盖上银行的章，这就是你的依据。那张存折上面写了你还有250元，你信吗？当然得信！存折就是典型的无纸化，无纸化那个纸是指人民币那张纸，你没有人民币那张纸，他仍然相信这张纸，这张纸就是账本里的一个条目。

  接下来，上海成立了一个团去考察，从香港、新加坡、东南亚一线，考察各个交易所。去了以后，每一家交易所都要问到这个问题，每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尉文渊就跟他们讲，我们正在考虑，已经在想这个事了，中国老百姓可能还需要时间接受它，但我们还是想搞。人家听了都很吃惊，“哇！你们第一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太好了，你们太先进了”。尉文渊回来之后说，体会特别深，看来这东西真该搞。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交易所从第一天开始实行无纸化。如果没有我们这批人做这事，大概率是有纸的，因为在常识里，这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等人家都实现无纸化，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实行？所以从今天来看，中国在很多地方站在别人肩膀上走，有很多人一开始就把差距进行了弥补。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

  起决定性作用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我出任首席律师和发行部主任，主管新股发行。那时候中国刚有股票市场没多久，在此之前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钱都是通过计划系统发出去的。现在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资金配置方式，和原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反的。

  所以各地各部门人人都想靠发股票来获取资金，那怎么办？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定额度，采取额度发行。全国50亿的额度，就按地区、按省的经济规模划分。不过额度搞了两三年取消，改用家数的方式，为什么？举个例子，你给我一千万额度，我分成十份，每家发一百万，然后每个一百万能卖出一个亿去。可以看出，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想用强制的、计划的手段对付市场，基本上都不太成功。它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式去做。

  在证监会的三年中，理念和实际难免出现矛盾。离开证监会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深圳的证券市场导报上，文章叫《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法律依据》，其实最终指向注册制，因为如果解决了信披问题，别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很多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都应该遵循市场的规则，强制、管制的方式会人为地造成市场供需的不平衡。而解决的根本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像深圳，在短短的过去三十多年里，能够从一个几万人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这么巨大的一个一千多万人的世界性都市，最重要的就是深圳人的创新精神。深圳人民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真正的价值规律，而不是相信什么说法。

  深圳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我最希望还是深圳能够继续不忘初心，保持一个改革开放前沿实验区的初心，充分地利用所获得的一切知识、一切成果去发展自己，如果深圳人都能这么做的话，深圳还会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