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李国辉报道 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11月28日在京举办，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会上谈到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问题时指出，传统通胀度量主要面临四方面的争议和挑战。

  一是当前的物价指数型通货膨胀较少包含资产价格，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失真，特别是在长时期比较中的失真。与以前相比，目前家庭、居民、消费者在支出篮子里必须考虑对养老的支出、对医疗的支出。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投资，缴纳医疗保险或为医疗存钱。如果资产价格变贵了，说明养老金未来的投资回报就会降低，就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达到原来设想的养老水平。因此，这算不算是一种通货膨胀，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考虑到住房变贵了，我们在通胀指标中需要逐步把住房包括进去。”周小川指出，虽然通货膨胀逐步开始纳入住房的因素，但纳入的比重远远低于大家实际支出篮子里对住房所承担的负担。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物价指数都是注重年度的，而住房因素在年度里不太好准确反映，涉及到长期投资的问题。

  二是以什么样的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目前的做法都是用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

  周小川指出，从货币政策的反馈环来看，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并不是用当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调节货币供应量，而是用通货膨胀预期，因此，要重视通胀预期的作用。“实际上，通胀预期可能包含了居民家庭对于养老、医疗、教育和公共性支出成本的变动趋势。在政府收入里，约80%的收入都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其实，另外20%左右也是公共服务，比如国防。因此，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还是很重要的。”

  三是劳动付出的度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劳动的时间、强度、通勤、是否加班、休假怎么样，这些也是需要度量的。

  四是可比性（基准和参照系）问题。过去物价指数是纵向比，这也带来一定的问题。例如，科技发展导致电子信息、IT等相关产品按摩尔定律计算的价格下降非常厉害，可能对物价指数走低或负调整的贡献率较大。周小川表示，如何在通货膨胀中计算科技进步值得研究。另外，代际的结构性变化会非常剧烈。201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3岁，但1949年时预期寿命仅有35岁。从寿命变化会引出养老金的通胀问题。寿命延长，为保证同等生活水准所需投资的数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为什么隔了几十年，通货膨胀的概念和度量会出现很大变化？周小川认为，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预期寿命、就业竞争、财政平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财政占GDP比重不高，往往有能力解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但未来财政可能难以持续，居民支出结构必须作出调整才能加以解决。二是科技变化非常大，以至于现在有很多东西跟几十年以前不好比，比较后的数字没有意义。三是由于城镇化、人口等原因，土地价格变化非常大，这些因素在通货膨胀度量没有充分考虑。四是公共服务变贵很多。比如，教育方面由过去只负责小学，到如今要负责九年制义务教育，未来公共服务要负责的可能更多。

  “这些变化最后反映到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人们在通货膨胀预期基础上的行为，包括他们支出行为的变化都需要做一些细致、深入的研究，以便对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及居民支出行为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周小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