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提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在4月9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预测”分论坛上，面对主持人抛出的债务风险问题，多位嘉宾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谈起，认为造成泡沫破灭的原因不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因为日本经济速度不断下降，人口结构变化、买房需求增加推动房价上涨等。

　　“日本当时没有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泡沫，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速在不断下降。当然，从国际上看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日本也因此感到沾沾自喜。当经济下滑时，日本不能接受现实，所以他们就加杠杆。”

　　“高债务率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白川方明说，我们不能太过关注政治问题，比如说这场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相反我们应该关注基本面，要理智思考。

　　中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3.48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29.95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7年GDP初步核算数82.71万亿元计算，我国政府债务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2%，风险总体可控。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论坛上指出，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债务率大概为80%。

　　他同时强调，不要过分夸大问题本身，并且不要忘记中国领导处理债务的强硬手腕。

　　“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要打扫房屋，不在于单纯清除债务，而是要考虑是否会产生金融危机。”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僵尸企业，很多国企有太多的债务没有解决，这是企业的效率问题、债务问题。但是我认为金融危机不会产生，金融危机不是一夜爆发的。当然，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平衡这些债务，只是需要调整一些思维方式即可。”

　　樊纲还谈到，中国的储蓄率占到GDP的44%。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成熟和发展的资本市场，大部分有了钱之后就直接存到各类银行，企业从银行贷款，因此产生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指出，当下的债务危机与上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产生原因不同。90年代前的债务危机主要是把银行的钱当成财政的钱使用，实行计划经济。银行不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而是行政机关。所以，当时的债务由政策导致，处理债务的方式也是政策型的方法，由政府拿钱，剥离不良贷款，收购价格不是按现价而是原价。

　　与过去相较，现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就造成了很多行业、企业、产品被淘汰。过去债权人、债务人都是国家的，现在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债务人是企业。

　　戴相龙认为，当下的债务处理不能再是政府出手解决，必须以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处理。

　　“所谓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处理，就是僵尸企业坚决让它淘汰，让企业承担一定的责任，大部分债务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他建议，尽快出台债务处理条例，让债务处理有法可依，一部分债转股，一部分由国家注入资本金。

　　他还强调，金融机构有两种，一是商业银行，一是投资银行，我们国家的投资银行太弱，“所以我是大声疾呼，要发展投资银行，把投资银行增强，完善股票市场，降低债务水平。